十六世纪，哥白尼勇于批判不符实际却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学说，把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。二十世纪，作家柏杨以《丑陋的中国人》批判中国的“酱缸文化”，犹如一记重扣惊醒了中国人。由此可见，合理的批评，对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我国前任和现任领导人，敦马与伯拉，想必也意识到批评的积极性。因此，敦马在“双雄会”后表示，将继续批评政府的不当施政。而伯拉也以广阔的胸襟，决定不会对付敦马，而且面对其日后的批评，将作出适当的回应。伯拉面对批评的开明态度，让国人钦佩不已，毕竟没有多少人能在一党独大，掌握集权的情况下，仍会欣然接受外界对自己的批判。连爱批评政府的敦马，在自己的掌权时代，也做不到。
不过，部分政党领袖面对批评的态度，仍然停留在过去封建时代的水平。有者把批评视为要推翻政府的举动，并要求纪律处分敦马；有者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和种族挂钩起来，称敦马的公开指责，让马来人丢脸；更有人仿效神权时代的作风，促请人民勿批评敦马与伯拉，否则将受上苍惩罚。身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，竟然说出如此不民主的言论，真叫人心寒。
的确，敦马以往打压新闻与言论自由，滥用内安法令，遗留下滥权舞弊、裙带朋党的烂摊子等恶行，是令人发指，受国人摒弃的。但是，抛开这些，从民主制度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，每一个人，包括敦马，都应该享有监督政府，批判弊端的权利，也有责任去履行这个权利。因此，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，不应该把批判者视为异端份子，也不应该害怕甚至排斥批评。
更何况，敦马对政府政策提出质疑的一些议题，如首相儿婿如何标得工程的裙带疑云，政府土著股权占有率的研究报告风波，汽车入口准证（AP）及拉菲达的课题，国家经济发展放缓等，这些都是我们人民心中很想解开的谜。只可惜，不知是官员们面对批评的情绪管理太差，还是放射“烟雾弹”的政治伎俩太好，整个事件的焦点，错误地放在敦马是否应该收声，真正的主角却不见踪影，人民心中的谜团至今仍是个谜。
无可否认，从敦马时代的一言堂到伯拉时代的愿意接受批评，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转变。但是，只是愿意接受批判是不够的。人民真正要的，更是政府合理的解释，不是什么个人权威保证，也不是粉丝式的支持首相论，而是真凭实据。
针对首相儿婿的裙带嫌疑，人民真正想知道的，是卡玛鲁汀和凯里以什么条件，通过什么程序获得工程合约？而不是敦马儿子获得的合约比较多，贪得比较多。我们想知道，为什么ASLI的研究报告显示，土著股权早已超越新经济政策的30%目标，高达45％，而第九大马计划书的统计仅有18.9%？我们要的，是政府能够公开数据与统计标准，而不是以“官方数据不容质疑”和“避免煽动种族情绪”，把问题扫在地毯下。至于拉菲达与AP事件，我们要的是政府将AP的分发过程透明化，而不是之前已经解释清楚，但人民记得的，始终只是拉菲达阿姨泪洒记者会的情景而已。国家经济放缓问题，我们希望看的是经济增长率上升的成果，而不是“明年会更好”的承诺。
敦马与伯拉之争，不应是政治领袖吵吵闹闹，平民百姓看看热闹的政治把戏，更不应该是惟恐分化马来族群的种族课题。敦马称不上是人民的代议士，但是上述课题人民有权知道，也很想知道。政府应该给人民明确合理的交代，这是政府的职责，也是作为老板的人民对政府最基本的要求。如果连这点要求也做不好，那么身为老板的我们，是否应该考虑解雇这50年的顽固老员工，换一换新的员工呢？
